那年，1971年的5月1日，我陪妈妈登上了泰山极顶。
那年，母亲66岁。
那年，妻子怀孕了，预产期为6月初。母亲考虑到小孩出生后就没空上泰山了，“五一”假期是登山的最佳时期。我和她头一天坐火车从禹村到泰安，第二天一早便从旅馆出发，经岱庙往山上走去。
母亲是个小脚老太，登泰山肯定是件不容易的事。我起初的想法是走到哪里算哪里，走不动就下山。从岱庙到红庙，路还不很难走。过了红庙通往中天门，山路开始变得崎岖了，妈妈游兴却变得愈浓。走到高山流水亭时，我指着一条下斜的小路，告诉她，这条小路通往经石峪，那是泰山特有的景观，山坡的大石头坪上刻着金刚经。妈妈执意要去看看。走进经石峪，妈妈仔细地摸索着刻在石坪上那些斗大的金刚经文字，口里赞声不绝。我小的时候，妈妈是信佛的，每天晚上她都要点香颂经，时时还要吃斋。后来，她不再每天念经了，但对佛和经还是非常敬畏的。
走到南天门的下端，我望着从天上挂下来的十八盘，镶嵌在两座山崖中间，十分险峻，便试探着对妈妈说：“我们不要上了吧？”妈妈笑了一下，轻声的说：“没事，上噢！”我搀扶着妈妈的胳膊，一步一步地登上十八盘。人们都说，泰山之险，尽在十八盘；登泰山之乐也就在十八盘。妈妈每登上一级石阶，都会抬头看一看，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。突然，我看到有两个男人，架着一拱北石前
位妇女从山上下来。只见那位妇女脸色蜡黄，双目紧闭，情况有点严重。我心里不免有点紧张，便又一次问妈妈：“行吗？”妈妈依然轻声的说：“没事，上噢！”又上了几级石阶，妈妈笑了起来，“你害怕了，是吗？”妈妈她安慰我说：“慢慢走，不要紧的。”我只是紧紧地扶着她的胳膊，随着她那弱小的身躯一步一步地向上登。妈妈轻轻地推了一下我的手，说：“路还是自己走好。”后面赶上一群小青年，看到母亲在登山，兴奋地呼号着：“人家老太太都在上呢，咱快啊！”一下便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，妈妈微笑着，望着他们的背影。
当我们缓慢地走完了1600多级石阶后，终于登上了南天门。妈妈回过头往下看，脸上露出了她特有的自豪的神情。从天街到泰山极顶的路就相对平缓得多了。从岱庙到拱北石，妈妈和我走了整整8个小时。当时自己也没有相机，就在拱北石前，请商家为我和妈妈留了一张影。
拱北石，又称探海石，是泰山顶上的一个标志性景观。这张在拱北石前的留影，成了这次我陪妈妈登泰山的珍贵见证，更成了母亲坚韧、顽强精神的写照。
母亲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，在龙岗镇上也算是大家闺秀。她自小没进过学堂，但知道很多的戏文。中国的传统戏剧，历来是传统道德教化的普及教材，是传统文化的载体。妈妈的许多正统观念就是从戏剧中接受来的。1956年我们家住在江湾镇时，她参加“扫盲班”学文化，每天晚上到镇西边的第二中心小学上学，白天抽空练习写字，十分认真。有一天傍晚大雨滂沱，家里的人都劝妈妈不要去上课了，妈妈想了想，还是自己撑了一把油布伞到学校去了。后来，她竟能一字一顿地阅读《新民晚报》上连载的故事《虹桥赠珠》、《八仙过海》等。爸爸1958年蒙难后，我们家离开了江湾镇，租借在闸北区的一处贫民窟里安身。妈妈挑起了全家的重负，几经周折，最后终于成了烽火板箱厂的一名工人，每天用大剪刀剪几十公斤的胶合板原材料，一天的工资是人民币八角。烽火板箱厂地处苏家巷，距我们住处3—4公里路，中间还要翻过高高的大统路铁路旱桥。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沉重的精神屈辱下妈妈默默地承受着。妈妈唯一的心愿就是让我和哥哥读完大学，实现爸爸生前的意愿。
1962年我考进了华东师大，哥哥也在北京大学完成了六年的学业，被分配到天津一个医院工作。我住宿在校，妈妈终日孤独一人，连与人说话的机会也很少了。有一次周末我回到家中，看到妈妈更消瘦了。妈妈告诉我她连着三天腹泻。我抱怨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我。“没事了，已经好了。”妈妈安慰我说：“你读书要紧。”哥哥参加了工作，才结束了妈妈一人独自打拼的苦难局面。妈妈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逐月还清了多年来的债务。有一家远亲当年曾要妈妈给她家洗衣服，给了2元钱。妈妈也将它还掉了。我当时不解地问妈妈：“那不是你洗了两天衣服的工钱吗，为什么要还？”妈妈平缓地说：“那是人家想帮我们，才叫洗的。真的很难为他们了。”人的尊严是在苦难中绽现和维护的。身材柔弱的妈妈，内心始终蕴涵着一种超乎寻常的自尊自强的人格特质。
妈妈登泰山，是一次普通的旅游。但，同样也是她顽强精神的展示。
那年，陪妈妈登泰山，对我来说，是一次灵魂的历炼。妈妈用自己登山的成功启示我，路要自己走，山要自己爬。只要不气馁，你就能登上向往的顶点。
2010年3月8日飘天文学小说阅读_www.piaotianx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