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午,一位青年教师打电话来祝我“冬至快乐”。她是我几年前的博士生,也是我的同事。我对她说:“冬至是祭祀先人的日子,有什么快乐吗?”把冬至当过年,是周朝那时候的事。打从汉朝以来,夏历代替了周历,冬至只是一个重要的时节,在民间,却逐渐演变成鬼节。

    今年冬至,适逢12月22日,是我父亲的忌日。父亲离开人世已经49年了。49年来,除了为父母的墓碑拟过一副挽联,我没有为父亲写过什么文字来悼念他。早年,模仿朱自清的《背影》,写过一篇《脚步声》,“文革”期间无奈销毁了。

    我的父亲是一位旧知识分子,读过几年私塾,写得一手好字。年轻时到上海来谋生,在上海时疫医院任职。解放后,医院改名为上海红十字医院。医院地处延安东路、西藏中路口,大世界的斜对面。每逢“五一”和国庆,父亲总带我到医院的高楼上去看大游行。由于医院地处市中心,为了赶在交通管制前到达医院,每每天不亮就得起身,搭头班公交车从江湾到医院去。

    1956年,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。冬至前一天,父亲对我讲述时令节气的故事。他告诉我,从冬至这一天开始,过九九八十一天,出九就是春天。父亲还告诉我,他小时候,民间有“九九消寒图”,自冬至起,一天写一笔,九天一个字,写完九个大字,春天就到了。我对“九九消寒图”很感兴趣,便问父亲:“上哪儿能买到它吗?”父亲说:“现在没有了,但可以自己做一张。”我按父亲的指导,取了一张大纸,划了一个九宫格。然后,用毛笔的笔套沾上印油,家父王似平

    在九宫格里分别印上1—9的数字,每个数字都是9个红圈组成。父亲还在纸头上让我写上一首口诀,原文不记得了,大意是描述各个九的寒冷程度,只要坚持每天填一个圈,等到全都填满后,寒冬已过,外面就是“草青青”了。第二天起,我便每天按时用铅笔将红圈圈涂满。九九八十一天,到了1957年的春天。

    《汉书》中说:“冬至阳气起,君道长。”但,1957年,起的不是阳气,而是阳谋。一个“扩大化”的政治运动,彻底改变了新中国的政治气候、社会关系和人民生活。为了落实领袖提出的百分比,1958年“补课”,我的父亲也补遭到了厄运。父亲生性耿直,愣是不服,结果犯了大忌。中国的社会传统就是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,小民尤甚,岂容不服!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最终被发配到浙江江山去筑铁路,不久便患浮肿病逝世,埋在浙西的青山绿水中。

    父亲去世后,我的家庭彻底地陷入了绝境。当时,哥哥在北大读书,我还是个高中生。这种苦难不仅是经济的、世俗的,更是政治的。由于我为父亲的去世带了几天黑纱,成了我“划不清界线”的证据。在闹阶级斗争的岁月里,天伦竟是一种原罪。

    1985年,我到杭大讲课,住宿在湖滨饭店。一天晚上,房间里住进一位年轻的警察。那时,还没有“标房”的概念,旅客都要合住的。我与他聊起了我父亲的事。他告诉我,修铁路的那个总部在龙游。他建议我去那儿了解了解当年的情况,并给我留下了一个电话和联系人姓名。讲课结束后我便赶到龙游,也找到了想找的那位警官。我问他:“还能找到我父亲的遗骨吗?”他告诉我:“完全不可能了。”当时,条件极其险恶,山洪一来,最后一位是家父所有锅碗瓢盆都被冲走。病死的人一天就好几个,草草下葬,根本没有记录的。他非常诚恳地劝我不要到江山去了,“找不到的!”家父手迹,邓公系上海时疫医院院长邓青山博士

    唉,青山处处埋忠骨吧!我遥望着浙西的蓝天,一阵伤感袭上心头,只感到胸口一阵隐痛。

    父亲去世后,是母亲含辛茹苦,庇护着我们成长。母亲弱小的身躯里充满的是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、顽强和自尊自重。所以,我很敬重我的父母。父母生前,是我们人生的路碑。父母的爱心和品格,是我处世为人的楷模。1990年,在南京牛首山麓,我将母亲的骨灰和父亲的衣冠设了一个墓,为父母安置了一块最后的归宿地。每年清明时节,我总要去看看他们。

    我的父母,是中国社会中最普通、最平凡的老百姓中的一员,也和中国社会中最大多数的父母一样,爱劳动,爱生活,爱子女。他们毕生最大的愿望,也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人,平平安安地过日子。但真要实现这么一个朴实的理想,还真的不容易。只要政治不清明,社会不安定,人际不和谐,老百姓想过个安稳日子也是不可能的。

    记得有一年,在华东师大,一位本科生问我:“王老师,你是不是出生在一个很富裕、很安逸的家庭里?”我反问她“为什么”。她说见我总是乐呵呵的,无忧无虑的样子。一时我竟语塞,只好用了句“虚拟语态”说“如果是,真好”。真好的是,我们没有被苦难击倒。今天,我能告慰父母的是,那种人为的凄风苦雨已经过去了。但愿父亲的悲剧永远不要在中国重演。

    冬至阳气至,社会毕竟在进步。

    2009年12月22日飘天文学小说阅读_www.piaotianx.com